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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你哭泣》——轨迹1
作者:龙一飞 日期:2008-3-14 5:35:00

轨迹

 

                                                 1

 

不知道那位哲人说过,人就像宇宙中的流星一样,在浩瀚天体中漫游,如果两颗星星相遇,既是一种缘分,也可能是一场灾难。我和江饶的故事,就像很多作家精心编排的情景一样,充满着传奇色彩,我和她的结局,就像火星撞地球那样惨烈,天堂和人间的路各自早有归宿。

80年代的中期,我和江饶各自在不同的人生轨道上生活。我是在SC市的省外贸公司工作。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从遥远的南方吹到我们这个北国城市,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在与外商的交往中,逐渐开始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懂得资本对人生的重要作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认识几个对我一生都很重要的好朋友。

孔琦是S省艺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的高才生,曾浪迹天涯,到过无数的古迹庙宇,寻求艺术的真谛。他曾在山西某一庙宇孤独的住了一个半月,临摹了上百幅古代壁画,也曾三下西藏,到布达拉宫做义工,以求拜谒宫中珍藏的字画。孔琦是一个长着一双小小的狡猾眼睛,带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有着一副尖猴相,有些少白头,嘴上长着几棵稀稀拉拉的小黄胡子的身材瘦小的年轻人。我和他的相识十分偶然。

85年的一个初春的晚上,我陪着几位外商,来到SC市当时唯一的夜总会。这家夜总会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香格里拉夜总会。香格里拉夜总会坐落在C市一条并不十分繁华的小街上,原来的建筑是隶属当地文化系统的剧场。夜总会在二楼,原来是剧场工作人员的会议室,面对着小街有一个小门。

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人还习惯于朝95的生活,对生活中悄然发生的变化并不是那么敏感,以至于对夜总会这样的字眼很陌生。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在外徘徊,不知道夜总会的意思,以为是一种开会的场所,百思不解的是领导们为什么总是愿意在晚间开会。还有一些人对‘香格里拉’这一名词不解,伫立在夜总会的门前,以为是一种新型卫生系统的代名词。只有我们这些时代的弄潮儿,才知道里面的奥妙。香格里拉是人间的天堂。

夜总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在文化领域诞生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它随着中国改革的进程的变化而改变着原有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变化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是不同时期社会的缩影,也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有人对它的出现、发展嗤之以鼻,有的人认为它丰富了中国人文化生活,但不论怎么讲,一个事物的出现并存在,一定有它的合理性。

当时的夜总会并不像后来发展的那样繁荣昌盛。以今天的眼光看,那时的夜总会不过是一个小型歌舞厅。卡拉OK还没有出现,只有少数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文艺界演职人员,偷偷地到这里一试身手,做淘金梦。走上二楼,迎面是一扇欧式装饰风格的大门,有两个小舞蹈演员穿着演出服在门口迎接着客人,也就是今天迎宾的雏形。进入夜总会,有一个小小的衣帽间,过去便是只有50多平方米的舞池兼作演出舞台,舞池的周围分布着一些经过装饰的类似欧洲剧院敞开式的小包厢,在舞池的一角设立一个不大的乐池。此外,夜总会还有一个后厨房,提供俄罗斯式的西餐和酒水。虽然这一切与今天的夜总会相比已经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十分前卫的了。

我是在C市的电视台偶尔看到了一则新闻:“本市第一家娱乐场所,在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于本月初正式开业。”才知道有这样一家夜总会。尽管到南方公出时也偶尔地出入过类似的场所,但在C市还是第一次

在我陪同人员中除外商外,有一位北京空军某位首长的孩子,名字叫余晖。余晖的父亲和我爸爸是老战友,两家关系一直很密切。余晖下海很早,和大红墙内的许多公子哥接触密切,称得上那个年代的八旗子弟之一。余晖办事果断,有大将风度,下海后在北京的中关村创办了四海电子科技公司,并和很多来京的外商建立了良好的供货渠道。这次来的外商就是他带来与S省电视台谈判计划引进一些电子设备的。和我一起陪同他们的还有一位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技术人员,名字叫英涛。他是当时本省为数不多的计算机专家,也是后来很多知名品牌的计算机总代理和香港某上市公司董事长。此人,也有很深的家庭背景,当时他的父亲是S 省财政厅掌握技改资金审批权的关键人物,他的叔叔是在北京掌握全国机电设备引进审批权的一位要员。两位外商是世界著名电子设备厂商的代表,英文名字叫:SmithJohn。我们几乎谈了一天,有些细节仍没达成协议,所以都想从谈判的不愉快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我提议到夜总会去放松一下。两位老外一听高兴的从沙发上蹦了起来。连声高叫道“Ok, Ok ,right, let’s go 。”

北国城市初春的夜晚,月光初上,宽阔的大街两旁一盏盏路灯神秘的闪烁着,悉悉吹来的略带暖意的晚风,从微微开启的车窗钻了进来,令人心旷神怡。我们乘车疾驶在CX大街上。

C市曾经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沦落史,日本人曾计划把这个城市建成他们新的首都,因此做了很详细的规划。“大马路,四排树,街心花园,小别墅”是对这个城市建设规划的高度概况。X大街也曾几度更名,日本人统治时期被称作:“天皇大道”,国民党统治时期被叫作:“中正大道”,苏军解放时又改作:X大街。当时它是中国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四排机动车道的大街,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之间有着两排人工修砌的绿色隔离带,绿色隔离带上种着已生长了多年的杨树,在大街的人行道上也种着两排大树。这些大树枝繁叶茂,枝干与枝干之间在空中相互交错,天然的交织成一个大的树网,在这十里长街自然地形成了一条绿色的长廊。月光和灯光在树枝交织的空隙中穿梭,忽明忽暗,给夜晚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怀着不同的心情,我们来到香格里拉夜总会。夜总会里边灯光很暗,音乐声回荡,舞池里一对对身影伴随着音乐摇曳。舞池旁包厢内有一个小餐桌,餐桌上点着一枝蜡烛,很有情调。我们来的晚了一些,已经没有位置了。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暗中走过来一位上身穿白色衣服,系着领结,下身穿着一条背带裤的瘦小先生,他上下打量了我们一行,然后开口向我问道:“几位先生想玩一会吗?”

我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是,不然来这里做什么。”

“请等一下,我安排一下。”呆了几分钟,我看到对面包厢的几个人走了出来。

服务员一阵忙碌,把包厢大致打扫布置了一下,那位先生又跑了过来,面带着一脸令人费解的笑意,向我说道:“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请。”我们几个人便跟着他走了过去。

一天的疲劳,已经使人感到饥肠辘辘,一坐下我们就开始点餐。两位老外更是格外高兴,牛排、鱼子酱、熏马哈鱼、红肠点了一大堆,又要了红酒和伏特加,美餐就着迷人的音乐开始了。酒过三巡,我才有时间观察周围的环境,突然想起曾热心安排的那位先生。也是巧得很,此时一曲刚过,灯光亮了起来。

此时,我才看清对面的墙上有一幅一米多高、二米多宽的画,画面上一男一女在灯光的光环的笼罩下紧紧相拥,翩翩起舞。我多少还有一点艺术细胞,知道这幅画并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但还有一定的艺术功底,而且很适合周围的环境。我起身走了过去想看看究竟。画的下款有一个不大的字迹很潦草的签名:孔琦。.上款是一位有一定名气的书法家书写的一句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一时有些不解,一个风月场,一幅写实的画,写上这样一句诗,真是大煞风景。

这时,我旁边有人在和我打招呼:“先生,用餐还满意吗?”我一回头,看见一个戴着深度近视镜,有着少白头,穿着一身西服的年轻人站在我的旁边。

我愣了一下,突然,想起来他就是给我们几个安排座位的人,于是很抱歉的说:“给你添麻烦了。西餐的味道不错。”

年轻人很友好地说:“刚才让座的几位是我的同学,别客气。我是本夜总会的经理,我的名字叫孔琦,欢迎你常来惠顾。”接着又掏出一打名片,递给我一张,上面写着“香格里拉夜总会 经理孔琦”。此时,我万万没想到,从此以后孔琦成了我的一个朋友——成了我和江饶关系发展和分手以及江饶生前最后日子的见证人之一。

“我叫周寰宇,在外贸工作。”我顺手将名片也递了过去,两只手很友好的握在一起。

“请到我们的包厢坐一坐。”我邀请道。

“我还有事,一会见。如有什么事再找我。”他说道。

“这幅画是你画的吧?”我问道。

“是我画的,让你见笑。”他答道。

“你是学画画的吧?”我问。

“是,随手一画,难登大雅之堂”他客气的应对道。

我点头示意了一下,走回包厢。包厢内余晖和英涛正在聊着天,两位老外也在闲谈着,看我回来,都客气的点头打招呼。

余晖说:“北京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女演员,每天都混迹于大的饭店,陪形形色色的客人吃饭,聊天,跳舞,挣点小费。还自己起了个名词叫“走台”。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几个大男人坐在这里,又不能下去跳舞,太无聊了。”

我调侃道:“春风还没有吹过山海关,我们这里还没听说过。”

英涛也百无聊赖地说:“今天也太累了,老外也真难对付,谈来谈去,一点也不让步,也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结果。”

我心里也是一沉,我们这笔单子关系到本省电视台彩色频道开播时间问题,领导上背后已多次催我早点谈下来,可老外在设备价格上和关键技术转让上就是不吐口,搞的我很被动。余晖也从中做了不少工作,但也不行,看来要泡汤啊!我抬头望了望老外,他俩还是在那聊着,我的烦恼好像一点与他们无关。没办法我只好面对舞池发起呆来。

舞池的灯重新又暗了下来,不过这次没有响起舞曲,一盏聚光灯打向舞池的中央,一位主持人走到大家面前。

“欢迎各位光临香格里拉夜总会,下面由我省著名的女歌手小姐为大家演唱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包厢中响起了一阵掌声。我无心欣赏,又想起这次余晖来后和我单独谈的一些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很快,无商不富的思潮席卷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成立大大小小的公司,北京余晖的一些哥们都拉起各路大旗,招兵买马,向各种可能的领域渗透,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捞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变革,是一场各方利益的再分配,也是一次机遇。中央已开始尝试运用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进行资本运作,具体就是建立新型的股份制企业,发行股票,把企业推向市场,目前在深圳已经开始运作。余晖一直劝我下海单干,组建公司。我一时还没有这样的打算。因为外贸公司在那时还是很吃香的,收入稳定,又有一定其他收入,所以不敢贸然行事。不过他提到的股票的事到提醒了我。其实,当时我并不懂股票,只是在法国作家左拉写的《金钱》小说中读到过。书中的主人公就是靠买卖股票,成为一代金融大亨。我心里也打算试一下。不过眼下这场谈判,陷入僵局,怎么办呢?其实这场谈判也是各方利益的争斗。英涛表面上是技术人员,其背后有人在操纵,余晖的来意就更清楚了,必须得到他应得的利益。当然这里也有我的利益和有关领导的利益。老外深知游戏规则,老谋深算地和我们周旋,害得我无计可施。

“喂,这么半天想什么哪?”余晖从后面拍了我一下,问道。

“合同的事有些犯愁。”我说。

“这算个什么事,我一会做做工作,我们各方在让让步,就能解决。”余晖很自信说,

“那就靠你啦。”我说道。

“最近你有机会去北京吗?我家老爷子想你了,听说我来你这里办事,特意告诉我让你有时间到我家坐坐。我家老爷子对你印象可好了,逢人便夸你,说你如何有学问,小伙子长的多帅气,好像你是他的亲儿子,我这个亲儿子只有挨骂的份。”余晖自我嘲讽地说道。

的确,余晖的父亲对我特别好,像亲生儿子一样。这主要是他和我的父亲是老战友,他把对战友的情谊转到对后代上来了。余晖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军人,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负责中央重要领导专机的调配和安全保卫工作,经常陪同中央的领导到各地巡视,因此,比较了解政界的一些内幕。余晖敢于抛弃铁饭碗,下海经商,和其父对政界的动态了解不无关系。但老一辈的人对年轻人的一些做法并不赞赏,由其对儿子每天花天酒地的生活看不惯,因此父子之间产生了些矛盾。

“下面请著名的女歌唱家李响为大家演唱一首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主持人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那个年代,歌颂爱情的歌曲太少了,但这首雷振邦老先生在六十年代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谱写的歌曲,却一直在流传,每每听到这首歌曲人们都会被它吸引,并产生共鸣。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这样红;

…… 

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她是用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

一曲充满哀怨、惆怅、无奈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的歌在小小夜总会回荡,仿佛一切都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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